2020年10月26日下午两点，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slo）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挪威国家科学院院士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带来线上讲座——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行政负担。本次讲座由我中心马亮教授主持。

何谓行政负担

狭隘地讲，行政负担指的是个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感受到的焦虑或麻烦；更宽泛的定义则指的是公民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学习、服从和心理成本。学习成本指的是公民为了获得公共服务，获得相关知识所或了解和理解相关项目所产生的成本，这一成本的产生的高低，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相关，也与政府是否有意愿降低这一成本有关；服从成本指的是公民在接受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因为填表、证明等各种复杂的行政程序所产生的成本，尤其是对缺乏社会资源来完成相关程序的公民，服从成本会更高，但是政府的协助或政府和公民的共同生产可以有效降低这一类成本；心理成本指的是公民的偏好和参与需求是否得到充分满足，一则公民是否在获得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认为服务是公平的、无歧视的，二则指公民是否认为服务的结果达到了他们预期的质量。

行政负担具有结果性、分配性和可构建性：结果性意味着行政负担会对个体的福利、收入、工作等产生影响，分配性涉及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因为行政负担的分配与个体的社会资源相关；可建构性意味着行政负担是政治家和公务员有意设计的结果，他们可以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决定行政负担的高低。

行政负担如何产生

行政负担与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过程相关，譬如政策设计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平衡行政负担在公民和政府之间如何分配的程度；政策执行，尤其是这一过程中街头官僚的态度和自由裁量权，会影响公民对行政负担的感知。具体而言，组织正式的规则和机构，以及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和互动都会影响行政负担，例如繁文缛节的存在，利益相关者的行动，社会组织等外部行动者的影响。一般来讲，如果政策是规制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负外部性，例如公共场合抽烟，那么会产生较大的行政负担；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或协助则可能缓解政策带来的行政负担。

这需要我们关注与行政负担相关的行动者及其互动过程，尤其是设计和执行政策的政府内部的主体，例如政治家、行政长官、街头官僚。政治家会通过规则、项目、政策等方式直接影响行政负担的形成，间接地也可以通过声誉管理或干预执行过程来影响行政负担。行政长官则通过掌控政策的执行过程来影响行政负担，尤其是其中的学习和服从成本。街头官僚则凭借其官僚体系末梢的位置，可以在与公民的直接互动中影响行政负担，尤其是其中的服从和心理成本。

小结

最后，Christensen教授总结道，行政负担的研究可以从多视角展开，例如工具视角、文化视角和经济-社会视角。工具视角强调组织的正式结构和组织的不同类型，组织面临的任务，以及个体在组织中的位置等因素会影响公民对行政负担的感知；文化视角强调个体长期形成的规范和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对他们感知和认知行政负担的影响，例如一些组织中非正式因素的存在导致的不匹配可能会加大行政负担，而某种服务导向的文化价值则可以缓解行政负担。经济-社会视角则强调个体面临的经济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他们对行政负担的态度。讲座尾声，Christensen教授就如何认识中西对行政负担概念理解的差别、组织正式结构如何作用于行政负担、为什么有时候行政负担的产生也具有积极意义等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详细交流。